我们:数字一代

原作:Jonathan Imme
译者: Gunner @ yeeyan.com

参与协作翻译

曾几何时,我们被称为“书呆子”或“技术发烧友”——一群喜欢在线上而不是线下与朋友交流的怪人,而且接受新技术的方式会让人以为我们得了强迫症。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求助因特网,寻求解决方法。

然而,只了解“数字时代”的人也只会以数字的方式处理事情,这一代人正在崛起,整个社会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称自己为“数字一代”。

4岁的时候我就拥有了自己的电脑。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我恰好赶上了他爆发灵感的时代——我从因特网上拿到家庭作业,并通过网络交给老师。1997年,13岁的我有了第一部手机。身边的人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我,见到我首先就会说:“这不是为老板们准备的吗?”

为了模仿vinyl spinners(一个从事DJ服务的公司,译者注)创造一个能用在MP3里的数字主持人,我不断的把电脑带到一个个聚会上,于是再次吸引到了惊奇的目光。作为我们数字一代的元老人物,我或许可以被称作技术发明的“早期养父”。然而现在,手机在学生们的口袋里随处可见,MP3 DJ也成了夜店的标准装备。

需要强调一下,我们数字一代并不仅仅保持有对新技术的自信态度,还对信息、交流和娱乐的内涵持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在线听音乐、看电影,从不同的网站获取这些视频、音频文件,不管它们有多刺激,却都是免费的。

无条件的给我们的娱乐统一定价,并且不受设备限制的提供任何需要的节目,现金自然会滚滚而来。

我们朋友之间经常会推荐和交换这些网络上的新娱乐。考虑到当代的版权法,从长远来看,产业大亨们最好不要把我们送进监狱,而是应该把我们培养成娱乐公司的业务拓展人员。

毕竟我们迟早都会加入找工作的大军。(通过Google AdSense广告联盟和Amazon联属网络营销,即便我们会从自己的博客中小赚一点,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撑我们今后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尽早参与竞争这些令人激动的工作和项目。

为了给职业生涯开个好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将兴趣转向各种社会网络,并努力让自己的个性适应它们,再根据市场从中选择一条道路。幸运的是,和长辈们不同,这种以职业为导向且多样化的网络并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值得享受的事物。

与提倡数据保护的激进人士不同,我们认为,以开放的姿态与他人交流自己的信息和行动是很有好处的。好吧,来仔细看看我们是如何使用网络的。由于常常独自获取信息,我们因此认为持续的提供相关知识的链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会去读报,因为那些信息不够及时,也不合我们的胃口。教授们总把维基百科这种依赖“群体智慧”的信息来源看作是不严肃和不可信的,我们只会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才前往图书馆。有些公司故意在市场活动中提出类似 “Web2.0”和“众包”这样的术语,很明显是为了哗众取宠,有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通常,他们不仅仅不了解这些词语的内涵,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把它们用在自己的生意当中。

作为结论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许多公司将来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必须使企业文化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相适应,这些不同的思维具体则表现在数字一代对于交流的态度和互相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们这一代习惯于迅速且充满活力的交流,会不断的参加社团活动,使用短信、多媒体短信服务和即时通讯工具。即便是谈正事的时候,我们也很少考虑时间或空间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样的交流方式本质上也让我们期望得到对方的快速反馈。而在其它的一些方面,两代人的巨大差距也无处不在。经常接触类似维基百科、Google图书、网络文档访问、iTunes等在线资源,我们数字一代就认为知识、数据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任意选择并且没有任何限制的使用它们。然而,从我目前供职时间最长的一家公司的经验看,知识和信息的储备仍然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样可以确保你的工作安全,并可以保持你在公司里的地位。

为了以适合我们的方式有效率的工作,老板和经理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数字一代希望工作中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速度能像在Google上搜索一样快,这些信息不仅来自同事也来自公司自己的知识系统。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没有等级划分的工作方式,即便在网上也如此(维基百科也有管理员和组织者之分)。我们希望他人接受并承认我们的反馈、我们的想法和我们建设性的批评。Web2.0所提供的评论、评分机制和其它互动工具给我们铺平了表达想法的通道。

这些基本的期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它就以价值观的形式存在,不论我们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教区或政党中的一员,还是一个雇员。2004年,蒂姆•奥莱利提出了Web2.0的概念,其描述的参与和互动的线上文化成为了备受关注且很快流行的话题,而在此之前,人们当然也有另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和各种服务已经提供了一些精心设计的工具,帮助我们形成并表达意见、想法和满足。

我们数字一代希望获得能够自己表达看法和建议的机会或者平台,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老师和教授,也不是我们的城市议员、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老板和我们的团队领导。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认真对待。需要重申的是,如果这些平台和反馈途径不是由不同的个人或组织分别建立,那么我们就要寻找第三方平台——或者自己建立一个。

个人生活中,我们的各种行为和与人交往的方式与长辈们也有不同。父母们还很高兴的回忆着壁炉边的社区聚会,人们会在盒子上写道:“愿意和我单独交往么?_是|_否|_或许吧”。而这样的话语会让我们已经数字化的脑袋皱起眉头——这个有点好玩,但不好理解。但是,想到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态度,父母手指上婚姻的象征(我们也认同这样的象征意义)足以让我们感到内疚。我们每天会在Facebook上“遇到”很多人,在MySpace上认识很多人,Top Friends列表一生中会发生很多次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上,一生中只有一个伴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只挑选一个伴侣,我们会有怎样的标准呢?我们会设法为地球上每个人都建立一个维基档案么?如果在他们的维基档案中选择了某个人,我们之前的伙伴会对那个人的沟通技巧做出评价么?他们所有的喜好、品德和坏习惯都会逐条列出么?或许有一天,在线服务会追踪我们所有的联系人,分析我们在不同网络中的消费行为,并最终给我们推荐一个未来生活中的伴侣,这一天要让我们等多久呢?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那么它很可能会变成现实。我很高兴成长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丰富的技术创新使得沟通更加便捷且充满生机。即使作为数字一代的我们,有时也会出现思想上的“暂停”而跟不上这样的节奏。但这样的停顿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过去,也利于自己做出一些人生中的重要抉择。

事实上,我也是几周前才悟到这个道理。当时我参加完一个会议,在回程的火车上。我在一个小镇下车,准备换乘另外一辆火车。中间有一段等待的时间,而我就孤零零的站在站台上。6个小时,没有超市,没有麦当劳,没有人与我做伴。只有我,和铁路。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苹果笔记本——没电了。我拿出 iPhone,刚刚开始搜索新网络时也自动关机了。我心里大声问道:“我该怎么打发火车到来之前的时间呢?”没有Twitter,没有邮件,没有短信,没有RSS,没有电话,也没有音乐。我就这么简单的完全与世隔绝了,而我一点也不想这样。可能有个小行星已经把美国毁灭了,而我只能在数小时后得知这个消息。而我甚至不能通过Twitter向别人发送一条消息,倾诉一下现在郁闷的心情,也许这才是最尴尬的。最初的一个半小时像是永恒的静止,虽然很慢,但可以确定,我已经开始享受这静止的时刻(虽然是被迫的)。我开始反省自身和目前的状态。我试着想象,如果50年前的某个人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形,他会怎么做呢?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了我的奶奶——还好她没有Facebook帐户,所以最近没有过分频繁的出现在我的脑袋里。我想到了人生规划,以及今后10年的生活。最后,我甚至想到了今后是否应该禁止自己的孩子使用Twitter,让他们集中精力在一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然而,我也想到,10年后我的儿子或许会这样抵抗我的禁令:“爸爸,Twitter是为爷爷准备的!……”火车把我又拉回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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